台、日关系:国仇家恨与国家利益 - 历史 - 网推

2020年2月,蒋经国私人日记于美国史丹佛大学胡佛文件馆正式对外界公开,这是继2006年蒋介石日记开放后,另一件引起全球华人社会与学术界瞩目的盛事。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在中华民国总统任内离世后,三十多年来,其历史地位与评价仁智互见,也引发不少讨论;在台湾,怀念他的百姓,感念宝岛在其领导下,安然度过内政、外交与经济上的重重难关,至今屹立不摇,特别是他在七○年代行政院长任内推动“十大建设”,带领台湾迈向经济起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又在政治上启动本土化工程,大量提拔本省籍菁英,并于晚年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打开两岸交流之窗;对他怀有敌意者,视其为早年台湾“白色恐怖”主使者与执行者,主导情治工作,以国家安全之名,行破坏民主与人权之实,并要他为重大政治案件负起责任。海峡另一端的中国大陆,在过去一段时间民间舆论也曾出现一股“蒋经国热”,小蒋在台湾的治理经验是否可能成为未来中国大陆的一面镜子,颇引起讨论与关注。

本书作者林孝庭以中、英文文件史料为基础,包括蒋经国私人日记、美国国务院、中央情报局等相关文件文件,揭示七○年代起,当国际政治格局发生根本性转变、国府失去代表“中国”之正统地位后,台湾如何从威权统治逐步走向政治本土化与民主化的曲折进程;在一定程度上,1949年后蒋经国的从政经历与权力之路,未尝不是二次战后中华民国在台湾各方面发展的缩影。

本书以十个章节的篇幅,从军事情报、政工、白色恐怖、外交、台独运动、民主化、本土化、民生与经济建设、两岸关系等全方位视角,剖析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播迁台湾后的蒋经国与其政治生涯;这段历史过程呈现了国府于国共内战中溃败、自大陆仓皇撤退播迁来台之后,如何在风雨飘摇中站稳脚跟,并利用冷战国际两极对抗态势,维持在台统治之正当性。

【精彩书摘】

两岸分治之后,日本一直是台湾在亚洲最重要的外交与经济伙伴,来自日本的直接投资与技术转移,成为带动台湾经济发展与转型的一大关键因素,直到一九六七年为止,日本一直是台湾最大贸易出口国,双方贸易额在一九七○年达到九.二五亿美元,超越同时期日本与中国大陆的八.二五亿美元。外交上,一九五二年春《中日和约》在台北签订后,中华民国与日本正式结束战争状态,恢复邦交并互派使节,在一九七二年夏天田中角荣(Kakuei Tanaka)出任首相之前,历任日本内阁在“追随对美外交”的大原则下,不论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或者金、马外岛危机等重要议题上,基本上都支持台北立场。

一九四九年之后台、日关系之重大决策,大致掌握在几个关键人物之手。台北方面除蒋介石之外,即是张群;张群早年与老蒋一起留学日本振武学堂,两人同被编入高田炮兵联队,返回中国后一起追随孙中山参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法运动,彼此间的关系至为密切;国府迁台后张群长年担任总统府秘书长,在对日外交一些关键议题上,其意见甚至比外交部长更具分量,几乎百分之百为蒋介石所采纳。 东京方面则以主导签订对台和约并承认国府正统地位的吉田茂(Shigeru Yoshida),以及持反共立场、执政自民党成立后首位干事长与最大派阀领导人的岸信介(Kishi Nobusuke)最具影响力;每当台、日关系出现风波,譬如一九六三年池田勇人(Hayato Ikeda)内阁拟以“政经分离”的原则向中共出售一座人造纤维厂,以及同年底中共“油压机械考察团”团员周鸿庆在东京寻求政治庇护却遭日方遣返等事件发生后,这两位政坛元老都曾扮演双方沟通与“灭火”的重要任务。

在对日外交上,蒋经国向来都不是核心人物,与父亲早年留日背景相较,小蒋一生不但与日本毫无渊源,甚至怀著极深的仇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毛福梅在日军一次轰炸奉化溪口行动中不幸丧命,在赣南的小蒋闻此噩耗,痛不欲生,连夜赶回故乡料理后事,其母入殓时,蒋因悲伤过度而不省人事,只记得曾经狂呼:“你的儿子一定亲报仇的,母亲,你睡好!” 办完丧事动身返回赣南之前,他在母亲罹难之处立碑,上面书写“以血洗血”四字,决心“以日本人的血来洗我母之血”,并“以我自己在与日本人拼命时所流的血,来洗我母的血。”

此种浓烈的“仇日”情结,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仍挥之不去。一九五三年秋天蒋经国首次应邀访美,九月十一日他自台北飞抵东京,过境停留一晚,生平首次踏上日本土地,蒋自记“各方面给我的印象很不好”,在驻日大使馆安排下,他乘车夜游东京市区之后,留下“此为一堕落之东方大城”这句简短的恶评。 此后小蒋数度访美,每次都尽可能避免在日本过境停留;一九六三年秋天二度访美时,他特意由菲律宾转机经夏威夷赴美,不料遇上马尼拉机场大罢工,不得已只好过境东京,令他懊恼不已。 两年后他结束三度访美行程、由西雅图经东京转机返台时,班机因大雾而延误数小时起飞,抵达东京后因无法衔接返台班机而必须留宿一晚,为此而自记“事出意外,更非心之所愿”。一九六九年春天,小蒋临时奉命出席艾森豪威尔丧礼,自美经东京返台时,因转机安排得宜而免去留宿日本一晚,不禁欢呼“此心之乐,如得至宝”。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深秋之时,蒋经国以国防部长的身分应邀官式访日,立场亲台的佐藤荣作(Eisaku Sato)首相为展现热忱与友好,无畏日本境内左派与台独团体的压力,以“准元首”规格隆重接待,前后动员一万七千名警力来维持其人身安全,小蒋不但获礼遇进入皇宫觐见裕仁天皇,还被安排检阅三军自卫队仪队,并接受各大媒体专访,东京政界自首相以下朝野人士,更把他视为中华民国未来元首的接班人而争相结交应酬,气氛热烈。离日返台前,蒋向日本各界发表一篇文情并茂的“严冬即将过去,春天已不在远”的公开信,大声疾呼台、日双方应密切合作,坚守反共阵营,他吁求日本国民效法桃太郎精神,“视共匪如魔鬼而打垮之。” 由于中国大陆正值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小蒋此行获得海内外高度的重视,除增进国府在亚太地区的外交动能之外,对其个人声望亦有所提升,华府甚至认为小蒋已改变反日情结,有利于其形塑“政治家风范”。

然而,蒋经国的私人日记却呈现出一幅截然不同的景象;就在访问日本前几天的一个夜里,他与长子孝文在家中有一番晤谈,聊到对日本国仇家恨之深时,父子两人“相互对视,彼此久未作声,在沉静中而言别,各回卧室,内心伤痛之剧,惟自知耳”。两天后的清晨四点,为了即将动身访日,小蒋起床后向母亲遗像下跪,祈祷请罪,自记“我心终日惶惶”,东京风光之行回到台北后,小蒋忆及当他踏进日本防卫厅大楼准备校阅日本仪队时,想起母亲惨死于日军之手,“仇恨之心深重而伤痛,愧对先母在天之灵”,他以负荆请罪的心情自我忏悔,认为此次访日之所作所为“无非为国家之利益计耳”。小蒋内心的纠结情绪,与老蒋对其子成功访日所流露的欣喜,恰形成强烈的对比。

面对日趋不利的国际局势,蒋经国必须抛开私人情感与恩怨,以国家整体利益为重。一九七○年四月底结束访美之行后,他途经东京与佐藤荣作晤谈,除分享与尼克松会谈情形外,也不忘强调中华民国是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石,与两年前风光访日时大声疾呼双方应共同打倒中共的论调相较,此刻小蒋改以冷静务实态度明告日方,台北不会贸然发动反攻行动,引发亚太邻邦的不安,而佐藤除了向小蒋承诺日本政府不打算与中共建交之外,也敦请台北不要贸然退出联合国。此番融洽晤面结束后,蒋经国对日后双方关系的走向却毫无乐观把握,坦承未来情势“实难以预料”。

果不其然,短短两年内台、日关系即出现剧烈的震荡。一九七一年夏天,主导对日外交二十载的“日本通”张群访问东京时,彼此向来热络的气氛已快速变调,当张群拜会日本自民党内实力雄厚的“宏池会”会长大平正芳(Masayoshi Ohira)时,因其力主与北京交好,并准备出马竞选自民党总裁与首相大位,两人坐定后,竟有五分钟时间都未发一言,气氛尴尬至极,会面草草结束,大平正芳几乎是夺门而出。张群透过旧友、日本众议院议长船田中(Funada Naka)邀宴通产大臣田中角荣,后者竟刻意迟到两小时,仅停留五分钟即匆匆离去,现场众人皆感受到两国邦交已面临空前危机。

一年之后,从未在对日关系担任核心要角的蒋经国,却意外被迫一肩挑起台、日断交危机的关键决策角色。该年(一九七二)稍早尼克松中国之行结束后,日本舆论陷入狂乱的状态,群起攻击佐藤内阁无能,各方呼吁政府尽速改变对华政策的强烈声浪已无法抵挡;七月初佐藤荣作黯然下台,力主与中共亲善的田中角荣和大平正芳分别出任首相与外相,此时北京发表声明,希望尽速完成两国关系正常化,双方建交的步伐大幅迈进。 正当台、日邦交陷入风暴之际,七月二十二日蒋介石突然心脏病发陷入昏迷,无法视事,刚接任阁揆仅五十余天的蒋经国因而必须独自面对外交的困境。父亲住院两星期之后的八月七日,自承“精神负荷已达顶点”的小蒋,邀副总统严家淦、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黄少谷与张群等人磋商对日危机,并首次向党国要员透露其父罹患重病住院的信息。

面对台、日外交生变,蒋经国谨慎中带有个人主见,他自记国家面临大风暴不足忧惧,令他担心的是国内政客“企图不规以及制造是非”。 对于田中内阁准备与台北断交,美政府分析蒋经国能运用的筹码不多,经贸议题无法占上风,连宣传工作都难以扭转劣势,因此认定小蒋为取信国民党大老并展现领导能力,可能采取较为激进的回应措施。 然而,小蒋的表现却出乎美方预料,此时国府内部确实不乏主张以强硬立场反击者,如谷正纲与张群等皆建议动员大学生上街头示威向日方抗议,蒋却深深不以为然;他无法理解处理对日交涉数十年如张群等,竟然会提出如此不理性的主张,他也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公然斥责谷正纲发言过于情绪化,一切皆显示他并不打算盲目冲动地处理对日危机。

当田中角荣决定接受北京所提建交“三原则”,即承认北京为代表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为中国一部分、废止一九五二年《中日和约》之后,台、日走向断交已无可挽回,尽管如此,日本内阁仍决定派自民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Shiina Etsusaburo)为特使,前来台北说明立场。蒋经国反复思考后,明知大势已去,仍勉强同意日本特使来台,希望借由椎名来访,达到对北京“政治作战”之功效。 椎名悦三郎一行人于九月十七日抵达松山机场,其座车离开时遭到日本右翼团体等大批抗议群众包围,状况极为狼狈。翌日,小蒋获悉椎名所携田中首相致其父亲的私人信函,旨在通知日本政府已决定与中华民国断交,他自谓“这种侮辱性的刺激是无法忍受的,已经走上了绝路”。十九日上午蒋经国“忍痛”接见椎名并发表严厉的谈话,警告日本不得片面毁弃《中日和约》,他称此约乃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失败的结果,也是中、日两大民族尽弃前嫌与修好的凭证,如日方一意孤行,他将保留采取任何必要行动之权利。

然而,蒋经国此番强硬的谈话并无助于扭转颓势,椎名悦三郎返国后,田中角荣随即宣布访问北京;此时小蒋忧心父亲病情,几乎天天在荣民总医院内过夜,又因处理国政而心力交瘁,不但感到压力无比沉重,更感慨在如此紧要关头却无法请示父亲,坦言对日外交危机是他从政以来最严苛的挑战。由于椎名在台北面对各方询问双方未来的关系时,答称日本政府会以维持与台北“旧有关系”为基础来与北京谈判建交,这也让部分台方人士一度乐观预测双方的邦交或有可能维持下去,然而此刻蒋经国心中已无悬念,他认定一旦日、中建交,台北只有被迫断交。 事实上,直到田中角荣抵达北京之前,国府内部对于究应如何因应,仍无一致的立场,张群与谷正纲等党内大老态度依然强硬,前者主张把所有日侨汇于一处并予以集体遣散,后者则提议与日本右派势力结合,利用自民党内反田中派政客来推倒田中内阁,破坏日、中建交,而小蒋则自忖他只能以国家利益为依据,凭良知来做决定。 对台北而言,奇迹并未出现,九月二十九日日、中双方宣布建交,国府亦随之对日绝交。小蒋悲愤之余,再次感慨处理如此重大事件始终未能请示父亲,根据其日记内容,半年后的一九七三年春天,当老蒋健康情况已有改善时,他才把台、日断交的经过详告其父。

华府对于台北失去对日邦交后的动态密切关注,并注意到蒋经国在批评东京外交转向时曾指出,在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虽代表全中国,但其目前统辖范围则是台、澎、金、马,显然把官方主权的声明与实际领土控制的范围两者做出区隔;美方分析外交的孤立局面已促使国府开始思考改变对自身定位的僵硬看法,突显台湾有别于中国大陆的政治认同。 正当美政府评论蒋经国全面主政后,外交作为已趋弹性之际,他处理对日断航事件时所展现的强硬姿态,著实令不少人跌破眼镜;一九七三年底田中内阁为尽早与北京缔结新航空协定,不惜屈服压力,准备片面改变台、日既有航线与航权条件,宣示不承认“中华航空”为代表国家的公司,也不承认华航飞机上的旗帜代表中华民国国旗,并向台北施压,由民间性质的航空协定取代邦交仍存在时的官方协议。

蒋经国态度坚决,拒绝任何片面变更台日航权的举措,甚至透过管道警告日方,他将不惜以断航作为报复,但田中内阁误判形势,认定台北不致采取如此激烈手段。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日,大平正芳宣布与北京签署新航空协定,并按事先与中方达成之默契,不再承认华航为国籍航空公司,也不承认飞机上的旗帜代表国家旗帜,愤怒的小蒋召集幕僚研商后宣布对日断航,还威胁一旦日本民航机进入台湾航空识别区时,战机将升空拦截。 蒋自记此决定乃“为了民族的生存和国家的前途”,其意义在于面临艰困之际,“表明我复国的立场、态度和决心”,他承认做此决策时心情至感沉重,但是决定之后,“心情泰然,自问无愧于心,此一政策可能产生之结果,将由历史作证。”他还批评日本政客错估台北立场,“以为我们为了贪图近利,怕风波,而于日匪航空协定侮辱我国格之后,仍将忍受而继续与日通航。这些政治流氓看错了,想错了,亦走错了。”

(本文摘自《蒋经国的台湾时代:中华民国与冷战下的台湾》/远足文化)

【作者简介】

林孝庭

1971年出生于台北市,台湾大学政治系毕业,政治大学外交研究所硕士,英国牛津大学东方学部博士,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美国旧金山大学环太平洋研究中心杰出访问学者,2008年获选为英国皇家亚洲学会院士。自2007年起获聘为美国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2010年起出任胡佛文件馆东亚馆藏部主任。研究领域包括近代中国政治、外交、军事、边疆与少数民族问题、冷战时期美、中、台三边政治、外交与军事关系等。

主要论著有《蒋经国的台湾时代:中华民国与冷战下的台湾》、《西藏问题:民国政府的边疆与民族政治(1928-1949)》(Tibet and Nationalist China's Frontier: Intrigues and Ethnopolitics, 1928-49)、《现代中国的民族边界:西方之旅》(Moder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A Journey to the West)、《意外的国度:蒋介石、美国、与近代台湾的形塑》(Accidental State: Chiang Kai-shek,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aking of Taiwan)、《台海.冷战.蒋介石:解密文件中消失的台湾史1949-1988》等中、英文专著,以及中、英、日文学术期刊文章、专书章节、史料汇编、会议论文、百科全书词条与书评等百余篇。

《蒋经国的台湾时代:中华民国与冷战下的台湾》/远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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